晚清名臣曾国藩,功比周公孔孟,名垂万世千秋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肖羊,初名子城,谱名传豫,字伯涵,号涤生,清朝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人,宗圣曾子七十世孙(系出曾氏南宗),中国近代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与胡林翼并称曾胡。曾国藩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同治年间封一等毅勇侯,又授世袭罔替,谥文正。(wikipedia)

科考之路

中国人修家谱最重官爵,大部分人家的家谱中都能找到几个当官或者有功名的人。然而翻开《大界曾氏族谱》,一直翻到宋朝,不但找不到做过官的人,连读书人都没有一个。曾国藩后来在文章中说,“吾曾氏由衡阳至湘乡,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就是说,我们老曾家,从宋朝末年到清朝,五六百年间,连一个秀才也没出过。几十代人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可见这个家族是多么普通。

偏偏到了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这一辈,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发誓非要供自己的孩子读书当官。

勤苦发家之后,曾玉屏做出了一个重要决断,那就是把自己的长子曾麟书送去读书。在传统时代,一个家族要真正发达,不是看你有多少亩地,而是看你家中有没有人读书当官。有了功名,一个家族的地位才能稳固。所以曾玉屏不惜重金,请来当地最有名的老师,摆出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一定要把自己的儿子供出去。可惜曾麟书实在是太笨了,怎么也中不了秀才。

眼看着儿子没希望了,倔强的曾玉屏又把希望寄托在长孙身上。老头对长孙的希望之殷切,从小国藩的学业进度中就可以看出来。曾国藩虚岁才五岁,曾玉屏就命曾麟书给他开了蒙。才八岁,就读完了五经,也就是“诗书礼易春秋”这五部难懂经书。才九岁,就开始学作八股文。刚刚十四岁,就让曾麟书带着他到县衙的礼房报了名,填写了三代履历表,办好了保结手续,开始了科场生涯。

可惜这个长孙读书似乎也是不灵,每次带回来的也都是落第的消息。曾玉屏辛苦了几十年,花了无数钱财,最后只落得一乡人的笑话。

曾玉屏却不管别人笑话不笑话。他定下来的事,九头牛也别想拉回来。传统时代人们大多迷信,经常有人劝他找人算一算,看看家里到底有没有科考之运,不要再这样白花钱了。曾玉屏却不信邪,曾国藩后来总结说,老头一生有“三不信”,不信看风水的地仙,不信医生,不信和尚道士,只信人定胜天。凭什么别人家能供出举人进士,我们曾家就供不出来?儿子供不出来,我还有孙子,孙子供不出来,我还有重孙子,我就不信曾家没有翻身的一天!

科举考试的第一关—秀才。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分三步:秀才、举人、进士。“秀才”是最低一级的功名。曾国藩参加了七次考试,才考中了秀才。

曾国藩成名之后,湖南乡下流传着一个关于他小时候读书的小笑话。说是曾国藩从小读书非常刻苦,每天不背下一篇文章不睡觉。有一天黄昏,他坐在书桌前背《岳阳楼记》,有一个小偷,潜入他家,爬到房梁上,准备等这家人都睡着了,下来偷东西。结果没想到,曾国藩这篇课文怎么也背不下来。小偷在房梁上睡了两觉了,醒来一看,曾国藩还在那儿背呢:“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听来听去,连小偷都背会了。到后来,小偷实在忍无可忍,从房梁上跳了下来,指着曾国藩的鼻子,破口大骂:“就你这个笨样,还读什么书?你听我给你背一遍!”说着,从头背到尾。然后,一甩门,扬长而去,留下曾国藩在屋里目瞪口呆。

这当然只是个传说,不过这个传说说明了两件事:一个是曾国藩确实很用功,另一个是曾国藩确实很笨。

下笨功夫,自我磨砺

解决自己雄心与头脑的差距,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超人的努力。曾国藩曾为自己取了个号,叫“涤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换句话说,他要把失败的过去彻底扫去,发奋努力,重新做人。

曾国藩发现下笨功夫有下笨功夫的好处。

第一,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因此比别人更虚心,更肯付出。第二,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多,总是失败,因此“逆商”也就是逆境商数比较高,抗打击能力特别强。第三,笨拙的人不懂取巧,不走捷径,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因此做事不留死角。

今人尚巧。办事越巧妙,越少费力气,越走捷径,当然就越好。很多人办事,都追求高效率,甚至不择手段。然而曾国藩不这样。曾国藩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就是说,笨拙胜过机巧。办事笨拙,才靠得住。

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我们看曾国藩的日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这一生,就是不断自我磨砺的一生,一天也没停止修炼的脚步。从青年到老年,曾国藩都生活在不停地自省中,每天都在日记中不断反省自己的缺点,纠正自己的行为。从生到死,他都生活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之中。

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创建湘军

军队是国家的根本,因此清代满族皇帝在军权上,历来对汉人防范甚严,不光不能让汉人创立军队,也不能让汉人掌握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军事指挥权。

大清的根本政治原则是什么呢?两条:一条是“满汉之分”,另一条是“强干弱枝”。

满汉之分是清代特有的政治现象,强干弱枝则是历代都坚守不移的政治原则。所谓“强干弱枝”,出自《史记》,意为加强主干,削弱枝叶。比喻削减地方势力,加强中央权力。

清代国家正规军分八旗和绿营两部分。八旗是满族武装,绿营是汉人军队。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不利用已有的国家正规军去平定,而非得自创军队呢?

这是因为大清王朝的正规军此时已经腐败到底,无法改造了。

清代中前期,国家正规军还比较有战斗力,所以乾隆时代还创造了十全武功,打了很多胜仗。但到了曾国藩时代,正规军不论是八旗还是绿营,都已经打不了仗了。

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赤地立新,抛开正规军,从头开始,自己动手训练出一支崭新的湘军。

但是一个汉人要跳出国家体制,自创一支军队来取代国家军队,这是大清二百年来没有过的,绝对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实在是挑动着清代统治者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曾国藩不是不知道这件事的风险。

曾国藩为人处事表面上看起来保守,但是在根本问题上,却又有着他人所没有的巨大勇气。为了挽救朝廷,更是为了挽救他所珍视的文化传统,他决定放手一搏。

在曾国藩创建湘军以前,中国的正规军队是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说的,而曾国藩是一个非常重视精神力量的人。他知道,物质力量是有限度的。他说:“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重赏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也就是说,真正厉害的将军,不仅要搞物质刺激,还要抓住这支军队的心灵。所以曾国藩建立湘军,还有一个重要的创新,就是他非常重视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曾国藩把军队的训练,分成了“训”和“练”这两个部分。所谓“训”,就是“训话”,也就是政治思想教育。“练”,才是练习军事技术。“训”和“练”相比,曾国藩更重视“训”。

“结硬寨、打呆仗”的战术:

其实曾国藩一生做事,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就是做得扎实,做得牢靠。这种作战方式,也是曾国藩独特的人生哲学和思维方式的体现。因此曾国藩打仗的第一秘诀是“稳”,先立于不败之地。军事首重“自固”,就是先要保存自我,然后才能谈到争取胜利。因为军事不比别的事情,不容许你犯错误,一犯错误,可能生命就没了,没有改正的机会。所以他才要扎硬寨,保证军队先生存下来。

曾国藩的这种打仗方式,看起来很笨拙,其实是很高明的,非常符合《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就是说,你自己先要立于不败之地,再等着敌人给你机会。

与左宗棠的恩怨情仇

左宗棠看不起曾国藩,有一个重要的心理上的原因。左宗棠自幼就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是天纵之才,以为自己肯定能早早科名发达,不料连年落第,因此对于那些高中科甲之人,下意识中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敌意。在他后来的家书中,经常能看到他对科名中人的讥评之语,比如:“人生精力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到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换句话说,在他看来,科举越成功的人,能力往往就越差。

除了“科举情结”外,左宗棠内心还深藏着“瑜亮情结”。左宗棠平生以诸葛自命。“每与友人书,自署‘老亮’,以汉武侯自比。继又言:‘今亮或胜于古亮。’”每提起曾氏,他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言的怨气。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曾国藩在舞台当中占据了本来应该属于他的“主角”位置。曾国藩正是直接阻碍他成为“今亮”的罪魁祸首。以主帅身份平定了太平天国,这就是曾国藩对不起他左宗棠之处。

左宗棠一生于朋友之道不屑于用心讲求,先后绝交的朋友不止曾国藩一人。他和郭焘嵩、李鸿章、沈葆桢也无不闹翻。

相比之下,曾国藩的人际交往就比左宗棠成功多了。曾国藩一生朋友如云,且其所深交,都是相当杰出的人物。曾国藩一生功业,半受朋友之助。他事业的成功,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善于用人的成功。反过来说,他更善于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对朋友提携报答,不遗余力。

在左宗棠“剿”捻及西征中,曾国藩分内的那份军饷源源不断,稳定而可靠地输送而来,不但足额而且及时。曾国藩又将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刘松山屡立巨功,对左宗棠帮助极大。

曾左晚年这最后一次交集,确实头一次感动了左宗棠。左宗棠第一次对曾国藩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重和钦佩。这是曾左关系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此曾国藩去世后,身在西北前线的左宗棠派人千里迢迢送来一副谁也没有料到的挽联,其文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终于承认自己不如曾国藩。

功绩

人们提起曾国藩,一般认为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平定太平天国和兴起洋务运动。其实除此之外,曾国藩一生致力的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培养人才。

平定太平天国

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到底是功还是过,长久以来众说纷纭。从晚清民国时期的革命党人到今天,很多人认为曾国藩镇压了代表进步力量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但是也有一些不同角度的分析和判断。

太平天国的最大问题是要毁灭全部中国文化。钱穆认为,太平天国如果只致力推翻清王朝,是可能成功的。但是他们还要全部推翻中国历史文化,就不可能成功了。

不光是西方资产阶级对太平天国评价十分负面,连革命领袖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中也毫不留情地否定太平天国:“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中国所需要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的长处,并不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那正是西方的缺点。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和这个缺点的斗争而生长出来的。中国所需要的是西方的现代化,并不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

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就是一个贡献。……阻止中国的中世纪化,这是曾国藩的大功。

美国学者何炳棣称太平天国战争是“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太平天国战争的主要战场正是中国人口最为稠密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五省。葛剑雄先生等人口史专家的研究认为,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这五个省人口损失数至少达8700万人(包括了直接死于战争的人口和出生率下降导致的人口减少)。如果再考虑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其他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在一亿以上。

师夷长技以制夷

曾国藩认识到,洋人是比太平军更大也更为根本的祸患:“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这出老戏中的常见角色,官逼民反无代无之。洋人则是这片舞台上新出现的事物,他们乘的不是草原马而是来去如风的舰船,他们手里拿的不是弓箭而是威力强大的新式武器。他们不是在草原遭遇雪灾时才南下,而是如潮水一样不停地拍打着中国脆弱的海岸线,随时可能再次淹没中国。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就已经开始了“师夷长技”的过程。早在创办湘军水师之初,曾国藩就非“夷炮”不用,水师非船炮齐备不出,最后终以重金派专人从广东购来大量洋炮,并克服重重困难把它安装在炮船上,很快将千里长江控制在湘军手中。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他认识到,“师夷智”不能停留在购买使用西式武器阶段,而必须深入学习研究西式武器背后的秘密,也就是进入学习掌握西方科学和技术阶段。只有把这些秘密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有与洋人平起平坐乃至战而胜之的可能。

为了更深入更全面地掌握西方技术,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又建设了一个更大的兵工厂—江南制造局。今天中国最大的造船企业之一上海江南造船厂,就是由当年江南制造局的江南造船所发展而来的。

曾国藩对江南制造局非常重视。后来“剿”捻失利回任两江后不过一个月,他便奏请将江海关关税提交户部的四成,截留两成,其中一成用于李鸿章“剿”捻的军费,一成作为江南制造局的经费,以便扩大制造局的规模。

在国家财政紧张和平捻战争进行之际截留解部关税,是需要勇气的。因此容闳说:“世无文正,则中国今日,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机器厂否耶。”

曾国藩知道,所谓洋务不是办几个工厂就算完成的。他曾为江南制造局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设翻译馆。他说:“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因此他聘请英国人伟烈亚力、傅兰雅,美国人林乐知、玛高温等人,大批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先后达160种,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因此成为晚清时期中国的翻译中心,为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曾读过不少制造局翻译的书,对他们的维新思想的形成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人才大计

曾国藩一生对人才问题非常重视,认为这是天下兴衰的关键:“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并说善于审视国运的人,“睹贤者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因此选拔、培养人才是挽救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粤、捻内扰,英、俄外伺,非得忍辱负重之器数十人,恐难挽回时局也。”

要办大事,必须用可用之人。大清王朝到了晚期,所谓“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科举培养出来的人,不是废才,就是半成品。要想适用,就要自己动手,进一步陶铸。所以曾国藩的幕府既是储备人才之库,也是陶铸人才之所。

曾国藩的人才实践,第一步是求才。他说,“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而“大约上等贤哲,当以天缘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寻找人才,要如同饿鹰扑食,贪商求利:“采访如鸷鸟猛兽求食,如商贾之求财。”他行军打仗,每至一地必贴出告示,“询访英贤”,广为访察,称“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凡具一技之长者,必设法延至,收为己用。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曾国藩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

做将帅的,一定要帮助下属立业成才。对待下属,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内心里希望他们发展得好,这样,他们才从内心感激你的恩德。

李鸿章和曾国藩渊源颇早。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他的父亲李文安是曾国藩的同年,因此年轻时曾入都拜在曾国藩门下学习文章。李鸿章文笔出色,“每落笔,藻采纷披”,颇得曾国藩青眼。曾国藩发现这个年轻人明敏有识,进取心极强,将来必有可观。曾国藩后来对李瀚章说:“令弟少荃,自乙、丙之际(指1845、1846年),仆即知其才可大用。”李鸿章二十四岁中了进士,并和当年曾国藩一样进入翰林院。

曾国藩对李鸿章这块美玉之才确实是精心训导,尽力雕琢,进行了全方位改造。李鸿章爱睡懒觉,曾国藩让他养成了每日早起的习惯;李鸿章平时好说谎吹牛(合肥俗语“打痞子腔”),在曾国藩面前他从来不敢造次;李鸿章心思太灵,遇事容易动摇,曾国藩经常对他讲“挺”经,教导他遇到困难要挺得住。在曾国藩幕府中,李鸿章方方面面都发生着变化。吴汝纶记述他:“公少受学曾公,其用兵方略,为国决大计,虚荣悴显晦,事成败不易常度,得于曾公者为多。”

李鸿章对恩师在幕府期间的教诲,是感激终生的。李鸿章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匪浅。”他说:“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还说,他后来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曾国藩的幕僚出幕后官至出使大臣5人,军机大臣2人,尚书2人,大学士2人,侍郎3人,北洋大臣1人,总理衙门大臣1人,总督16人,出任总督30人次,巡抚28人,出任巡抚50人次。此外,还有布政使、按察使、提督、副将、道员、知府、知县,最不济也有候补、候选、记名之类。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天京克复前后,湘系“文武错落半天下”。英国历史学家包耳格曾经说:“曾国藩是中国最有势力的人,当他死去的时候,所有的总督都曾经做过他的部下,并且是由他提名的。如果他曾经希冀的话,他可能已经成为皇帝。”话虽夸张,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曾国藩影响之大。

自剪羽毛

《易传》中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当一个人的地位、权势、声望达到顶点的时候,也就是要走下坡路的时候。稍微处理不慎,会带来无法预计的危险。因此,越是辉煌的时候,越应该努力保持清醒的头脑,趋福避祸。

怎么趋吉避凶呢?关键是处理好权和利两个字。

早在攻下南京前,曾国藩就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然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同时兼有高位、大权和大名的人,自古以来,几个人下场是好的?翻读二十三史,可能只有郭子仪一个人结局不错。所以要想收场,就要把权和位这两个字推掉一些,减去几成。

曾国藩总结历史,得出一个结论:“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

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他知道兄弟二人权势已达峰巅,现在最需要做的是自剪羽毛。他的应对,一是奏请曾国荃辞职返乡,另一个是主动裁撤湘军。

为国家办最后一件大事

曾国藩早年立下内圣外王之宏愿,并为此辛苦奋斗了一生。然而到了垂暮之年,他才猛然发现他虽然耗尽一生精力,但是这片天,已经补不起来了。同治八年(1879)十一月十三日,曾国藩作了一首《自箴韵语》。其中有一句描述了他晚年的心情:补救无术,日暮道穷。心情无比悲凉。

虽然感慨“补救无术,日暮道穷”,但最终落脚点还是在“且愤且乐,死而后已”。曾国藩毕竟是一个坚忍到底的人。他知道,王朝命数之类的事,是上天做主的,自己不必代为做主。自己能做的,只是尽自己的人事。在生命的尽头,他用尽全力,又在洋务上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奏请派出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推动这个古老而多灾多难的国家向前走了一步。

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三十名幼童,从上海登上美国的远洋轮船,远赴美国留学。如此大规模派人到国外留学,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天,距曾国藩去世正好五个月,这是曾国藩临终之前为国家办的最后一件大事。

虽油尽灯枯,仍然勤奋有恒

我们说曾国藩天资平常,这不仅是指他智商平常,也包括说他的身体素质也不好。和普通人比起来,曾国藩的身体素质也属于中下水平。常言三十而立,三十岁正是一个人精力最盛之时。然而曾国藩从三十一岁起,就经常感到耳鸣疲劳,而且非常严重。

多年的辛苦与操劳导致曾国藩严重早衰。中年之后,曾国藩的日记显示他常年身陷各种疾病当中,比如脾胃不好、胀肚、牙痛、腹痛、多汗、咳痰、腰痛、脚肿、眩晕、疝气、肝病……他自己感叹“几全身皆病矣”。

晚年的曾国藩虽然已经油尽灯枯,仍然勤奋有恒,尽管右眼已经失明,左眼的视力也并不好,但他还是每天在处理完公事后读一点儿书。有时眼睛实在太疼,就闭目默诵。

直到生命的末尾,曾国藩仍然没有停止高强度的工作,也没有停止自省。

可以说,曾国藩为这个国家,耗尽了最后一滴心血。曾国藩死后,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他是活活累死的。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

“立志”或者说确立一个终生的奋斗目标,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曾国藩对这一点体认极深。他曾说过,立志譬如打地基。“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趾甚固,结构甚牢。”

曾国藩在三十岁这年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为“圣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也就是说,我只能有一个选择,或者做一个浑浑噩噩的人,或者做一个圣人,没有中间道路可选。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是“尚拙”。既然天性钝拙,那么曾国藩就充分发挥钝拙的长处。他一生做事从来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涓滴积累,水滴石穿,追求的是扎实彻底,一步一个脚印。他做人讲究“拙诚”,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不玩心眼。他带兵讲究“结硬寨、打呆仗”,从不凭奇谋诡计,只凭坚忍踏实,死磕到底。这种方式正如“重剑无锋”,表面上看起来迟钝,实际上锋利。就好比郭靖的降龙十八掌,表面上简单笨拙,实际上却大气厚重,所向披靡。这是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秘诀,也是他常向别人谈及的道理。

曾国藩并不比别人聪明,然而他做事却非常高明。曾国藩的高明,就是建立在笨拙之上,建立在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笨”到极致就是“聪明”,“拙”到极点就成了“巧”。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不就是建立在最简单的只有“1”“0”两个数字的二进制基础之上的吗?曾国藩说,自己“天分……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曾国藩一生经历千难万险,处理过无数大事,大体都很得当。其过人之处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对事物进行精到分析的基础上,再找出要害,把握关键。每次处理完了之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做参考。“智慧愈苦而愈明”,是他的切身体会。

他这个人的做事特点一直是功虽大而不喜,过虽小而必究。他常说“悔生吉”,所谓“悔”,就是总结反省失败。在曾国藩看来,“失败”是一个人一生的宝贵财富,每一次失败都要吃透,才能不白白付出这个代价。

咸丰七年(1857)下半年,曾国藩写下这样一句自箴:丈夫当死中图生,祸中求福;古人有困而修德,穷而著书。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偶像

立功、立德、立言,曾国藩全做到了。就立功而言,他从一介书生起家,创建军队,统率群雄,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使中国传统文化免遭彻底毁灭的命运,使清王朝的生命又延续了六十年,其功不可谓不大。就立德而言,他时时以圣贤标准要求自己,道德修养近乎纯粹,五十年后相继主宰了中国的两个大人物—蒋介石和毛泽东,也不约而同地把他当作过自己的精神偶像。说到立言,他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对理学身体力行,登堂入室,造诣很深。留下了洋洋数百万言的全集,其精深博大之处可以让学者终生沉浮其中,其家书语录更让直到今天的普通人受益匪浅。

曾国藩身上的儒学精神,是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和那些愚顽浅薄的官僚不同,他掌握了儒学的真精神。

在清朝士大夫中,他这个理学名家是第一个对洋人平等相待的人。他兴起洋务运动,开西学东渐之先河。在当时的气氛之下,没有大眼光大见识是不可能做到这些的。

曾国藩做官非常成功,他善于进退,一生出将入相,没有大的跌挫,在传统官场上像他这样成功的并不多见。曾国藩事君至忠,事亲至孝。对于兄弟,互见肺腑,毫无芥蒂。

曾氏家族数代以来,直到今天,依然人才辈出,这和他树立的良好家风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他被誉为“古今完人”、“功比周公孔孟,名垂万世千秋”。

不论如何,曾国藩用一生捍卫、守护了自己珍视的文化和信仰,他死在了补天填海的路上。曾国藩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达到的高度,同时,也证明了一个人意志力的局限。他无望的努力在人类精神征途上,树起了一座令人不得不肃然起敬的丰碑。


参考

文章内容主要参考 《曾国藩传》张宏杰 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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